冯唐说书

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冯唐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课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征求 “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数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一九二五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 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的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必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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