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访谈:冯唐用文字打败时间

北京青年报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8 月03 日 |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七十年代出生的,冯唐第一。

冯唐非常有才气,完全是一个孩子,一身非法的才情。这一代人的经验因为冯唐的书写重新变得神奇。———李敬泽

冯唐的文字通透,无拘无束,用撒野的气质和速度去讲述姑娘、英雄、流氓,甚至爱情。如果有可能,我想看见未来他更无拘无束,依旧撒野地面对生命可能出现的堕落、卑微、苦难、光明甚至他觉得的黑暗。 ———曹臻一

我的血液里有老妈替我打下的精湛幼功,有三千卷的经史和江湖。 如果所有时间是一大锅浓汤,我的生命就是一只苍蝇。我要怀着对未知的敬畏和期待,飞进那锅浓汤,试着坏了它。———冯唐

■冯唐 1971年生于北京。现居香港。

1990年起,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八年,获医学博士,论文阐述妇科肿瘤之起源。 1998年赴美国Emory大学学商两年,获MBA。 2000年6月到2003年底,就职麦肯锡咨询公司。 现为香港某中资背景上市公司高管。 2001年出版长篇小说《万物生长》。 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18岁给我一个姑娘》、随笔集《猪和蝴蝶》。

本不喜冯唐,甚至抵触。在没读他书之前,在初见之前。

首先《18岁给我一个姑娘》就不是我会喜欢的那种名字,“轻薄!”不熟崔健,没听过《投机分子》,从来不指望听得懂崔健的歌词,所以自是不知这几个字有那么重量级的一个出身,如此直觉反应起来毫不迟疑;后来听人说好,狐疑着到网上去搜,看到各色人等正飞身扑上把他夸得不像话———“70代文字第一人”、“21世纪的王小波”、“中国新文学始于21世纪、始于《万物生长》、始于冯唐”……接下来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读到“《唐书》说白居易九岁通音律,冯唐十七岁写出了《欢喜》,曹禺十九岁写出了《雷雨》,张爱玲二十二岁写出了《倾城之恋》”这样的并列,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看他那些拍得顾昐自雄的照片,“天,这家伙这么嚣张!” 然而职业底线还在———书不读过不褒贬。等到《万物生长》、《18岁给我一个姑娘》、《猪和蝴蝶》都读过,网上搜得到的冯唐文字都读过,我开始反省自己。

“小说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生命感动,就像姑娘最重要的是让你体会到爱情。在读到足够数量的好小说之前,我不相信任何鬼怪灵异。但是,好小说简简单单透过白纸黑字,将千年前万里外一个作者的生命经验毫不费力地注入我的生活,让我体会生命中不灭的感动。我开始怀疑灵魂的存在。”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至少让我好奇。

7月24日上午在昆仑饭店的阳光酒廊采访冯唐。居然是书生模样的一个人,眼镜,高,瘦到你会想“他肯定怕冷”。腰间居然佩了一块玉,除此外,传说年薪百万的一个人,衣着无奇。说起话来,京腔不很重、中气不很足,态度,居然很老实。

■时间是没有高低贵贱的,日子仔细过,每段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

记者:你跟我的想象太不一样。

冯唐:我妈妈是纯蒙古人,爸爸是广东人,所以我长相可能有一点南方的样子。

记者:蒙古人应该爱迁徙啊,我采访音乐人三宝,他就说:“可能因为我是半个蒙古人,所以我特别喜欢搬家。”

冯唐:我是特别喜欢尝试新东西。要不然不会念了8年医再去学商,然后我在麦肯锡做得好好的,又跳到国企背景的这家上市公司。

记者:是啊,你的经历谁看了都好奇。有句话说:“没有白过的时间。”

冯唐:没错。“没有白过的时间。”我自己对这句话的感觉是,什么时候你都不要觉得“我只是为了过日子在过日子”。不论什么样,哪怕是重复的日子,无论你在干什么事情、在什么样的境遇,我觉得都应该是好日子,你只要仔细去过,这个日子就不应该差。时间是没有高低贵贱的。 你看原来小时候家里穷,或者说上大学的时候,物质很贫乏,我们8个人住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住了5年,你觉得那时候也蛮好的,大家在一个窄小环境、物质缺乏的状态下如何能和平共处还能很开心,等等这些,要是没有那么长时间在一个宿舍里呆着,你很难有耳濡目染很真实的这些东西出来,《万物生长》也好,《18岁给我一个姑娘》也好,里面那些语言是出不来的。

记者:明白,这就是你说的“要学会知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段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

冯唐:我觉得我的三本书,《万物生长》、“18岁”,还有我手头儿正在写的《北京北京》,实际上描述的就是时间,它一个主要折射的地方就是成长,就是1985年到2000年这15年,它是这个小孩儿成长的15年,也是我觉得中国这个社会剧烈变化的15年。 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的,小时候住在大杂院没有厕所,然后可能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一两间屋子,到现在,差不多70代这些人里已经出首富了,要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买得起,从物质非常贫乏,到物质非常丰富;从生长在北京很小一个角落,按现在定义可能是贫民窟的地方,到能走出去开始看到整个世界;从最开始很禁锢的一个思维形式,毕竟我们还经历过“文革”后期,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你要是说毛主席不好,那是要很严肃的,要开很多会,给小孩儿开会,小孩儿会被叫去罚站,小学的时候你也读不到什么书、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接触到的只是“生活总是阳光灿烂的,祖国每年都成长的,到处没有什么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慢慢地到你明白其他各种各样的思想其实不见得毫无是处、反而有它自己闪光的地方。无论是古的东西还是西方的东西,都从一点点都没接触,到慢慢接触,慢慢仔细看,等等。 我觉得70代的长处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变化。60代可能还没赶到这个变化就已经变成40岁的人了,然后80代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过这种禁锢,上来就是很丰富多彩、很多样化,要当姚明你当姚明,要当春树你当春树。而像我们那时候都是慢慢这么长起来的,父母说你有上大学这么一个前程就已经不容易了,你该珍惜了,老老实实就一条路走到黑吧,不要学这些文啊,文娱就更不用想了,就数理化这么往上走吧。这么一个大背景跟60代、跟80代还是有相当明显的区别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凭良心写作,跟前人作战

记者:那你说这个70代怎么定义啊?

冯唐:应该是小时候还赶到一个“文革”尾巴,然后长大后正规教育又什么都没耽误的这拨儿人,就说没有过“停课”啊什么之类的。像我哥比我大9岁,我姐比我大6岁,看他们那时候教科书,还讲农忙时怎么帮农啊,怎么修个自行车啊,这种东西我们是根本就没有的。我觉得是这种特征比较强烈的一拨儿人,1967、1968到1975之前出生的一拨儿人。

记者:那他们干吗把石康跟你算做两代?一说就是:“如果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独特烙印的青春记忆,那么,当1958年出生的王朔写出《动物凶猛》、《过把瘾》,当1968年出生的石康写出《晃晃悠悠》、《支离破碎》,当1983年出生的郭敬明写出《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时候,属于70年代生人的作品在哪里?”然后欢呼你的出现补上了这个断层。

冯唐:但很奇怪是什么,我觉得我跟石康的差异还真是蛮大的。我们的生活态度应该是差得蛮远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我从念书也好、写文章也好、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很传统,就是很古典的知识分子那种样子。真是,扎扎实实读书,《二十四史》3000多卷,我就老老实实一卷一卷去念,从高一高二就开始。我觉得像石康那拨儿人还是相对很愤怒,然后呢比较爱摆姿势。 要我说,第一不要作怪,第二要用功夫。你悟到的东西你就写,悟不到的东西你就不要说自己这也知道那也知道。要是这几点都做不到,就算了。作家要凭良心,你想这些纸,都是杀了好多花花草草、树木藤萝才变成了纸,你要对自己的文字有一个负责,就是你的文字搁上去,这些花死得是值得的,这些草死得是值得的。

记者:我喜欢这句话。那跟王朔、王小波的不一样呢?

冯唐:我觉得他们那拨儿人小时候还是要耽误一点。小波也好、王朔也好,应该是极聪明的人,也是有天赋的人。可是给我感觉,比如你看他们的语言,你就感受不到从唐诗汉赋哪怕是明清那些东西,或者像周作人、林语堂这些人那里传承下来的文脉。 其实“五四”那些人是有传承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也是被私塾老师手板子打肿这样子背出来、念出来的。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其实那拨儿人最可惜了,国家太动荡,否则那会是能对汉语有极大贡献的一拨儿人。私塾教育,原来的国学底子,再加上之后的这个留洋,国家又剧烈变化,看到很多东西,然后那些人又是极其聪明,但是很可惜,打仗打得他们就没有太多大作品留下来。但就算如此,他们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已经是对汉语有相当大的贡献,包括从文言文转到白话文,都是这些人在奠定的基础。 而无论“先锋派”也好,60代的这些作家,余华、格非、苏童,包括王朔、小波,语言上的成就我觉得可能没有他们对小说形式及内容上的这些贡献大。 我跟小波、跟王朔,大家语言趣味不一样,我觉得我的语言趣味是走传承那个路子的,是想接过来的。

记者:我觉得王小波的贡献可能更多是在他的思想和他的态度,而王朔,是他的气质。

冯唐:对对,你说得特别对。小波的贡献是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什么他们可能觉得我跟他像?就说我们俩都有很多颠覆的地方。但是在细节上、在想象力或者说意象的嚣张程度上,我要比他们俩盛。可能因为我念的东西太杂了,学的东西太杂了,我的有些东西会很古怪。 我想大家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它一定会有些相近的地方,但是,就像老舍之后还会出王朔、出王小波,我之后还会出其他的人,一定是这样的。大家的好的东西都会有相似品质,但一定是,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的东西。别一说要写千古文章,就立刻把自己给封死了,而一定要是表达自己,一定要是写出快感的,甚至,跟别人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的东西,我来写的。这就是负责。就好像你是一个巫师,神的意志通过你这个介质来表达出来。在写作的时候,你一定是主宰。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检视自己的文章,要有一个信心,就说衡量自己该不该写,值得不值得写,有这么一种东西你要衡量:你去比较古代已死的、还有现存的大腕级这些人,他们已经写了什么,他们用什么样的笔法,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新东西添了,那就不要写了,那就去干点儿别的好了,否则就完全是简单重复。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要有一个很自觉的跟古人作战的意识。

■敬始善终,文字不老,你只有靠自己的文字打败时间

记者:那你觉得你往里添的是什么呢?

冯唐:我毕竟记录了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还是很独特的一段时间。就像钱钟书的《围城》记录了抗战那个时候。这个时代从物质极度匮乏到物质极大丰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一个过程,这时候人是怎么想的、他们看问题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我觉得值得留下来。 第二个,我想可能是那些气质、带来的细节和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我觉得文字上我会有我的贡献。建国后这50多年,没有多少很好的汉语出来,只是星星点点,阿城的几篇,汪曾祺的一点点,沈从文解放后就闭嘴了。我现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些汉语,哪怕是读到的《收获》、《十月》上这些所谓作家写的汉语,都不是我心目中优美的汉语,或者有质感、有力量的汉语。所以我想还是要拼命吸收一些西方的好东西,拼命吸收一些古人的好东西,拼命找一些现实生活中很鲜活的语言,然后创造出一种继承“五四”刚刚开创的文言转白话时那种好的传统的汉语,然后把它发扬起来。 我就想要把这个文脉接上。可能我一个人力量达不到,但是我多写一点,搁在那儿。反正我不想再过三四十年,这话怎么讲呢,小波已经是先去的人了,也是我相对来说,从他的精神上、有些趣味上很尊重的人,读他的书我的确开心笑过,这是很难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拿他的这些东西就跟后人讲“这是很好的汉语”,我觉得说不出口,会觉得很寒碜的。我自己个人理解汉语可以更丰满更质感更漂亮。

记者:看到你在文章中写:“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天下着雨,我倒了杯茶,亨利·米勒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他的文字在瞬间和我没有间隔。我忽然知道了他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胸中肿胀。”“我渴望具备他的超能力,我开始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

冯唐:你怎么来打败时间,只有靠自己的文字打败时间。我读我认为好的文字,也是几千年,或者是几百年,毫无任何的间隔就立刻可以打动我。我喜欢的是那种文字,我想创造的是那种文字。 我自己曾经试着忘掉文字。17岁时写了一个《欢喜》,是完整的13万字的长篇,写完我就扔在那儿,想给它忘掉。到最后发现,你不写还是不能忘掉,想忘是因为,它跟生活、跟名利实在没有关系。你要有这些时间多做做商、做做管理,很多钱都出来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办成,何苦费这么大心思,投入和产出很不成正比。从回报上来讲,你写什么都会比写小说要强。尤其是这种对得起自己良心,从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的角度去进行的写作,一定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个人是很变态地这样弄出来的,是一种反过程。可是有时候你静下来想,可能人也需要这样一点反的过程来维持一个人跟其他东西的区别。反正我就不为名不为利了,是为了自己,这事儿我该做就得做。 而且过去讲敬始善终,你既然开头了,就给它弄完。我既然志在“好的汉语应该长成什么样”,那我这个东西还在长,那就长下去;这个时代,我已经恶狠狠地看到了,那我就看下去,看到了就表达出来。

■人活着活着就老了,花点时间想想有些东西需要理解、懂得和欣赏

记者:在网上看到你回答网友为什么用冯唐这个笔名,有句话说得我很感动,你说:“冯唐活得长,90多岁,大家经常说‘冯唐易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鞭策。有些事情不能着急,有些东西也不能停下来。我看米开朗基罗的传记,他画壁画的时候突然泪流满面,他说,‘当我理解到壁画应该怎么做,我的画笔理解我的心情的时候,我已经快要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就逼自己要努力。”

冯唐:我的随笔集我取名《猪和蝴蝶》,它们是我最喜欢的两种动物,猪是很实在的、很世俗的、摸得着看得到的、很混时光得过且过的、然后被宰了也无所谓的,可能也有命运的感觉在里边;蝴蝶呢,是另外一种我喜欢的,是灵巧的、孤芳自赏的、细致的、梦幻一点的、是有强的流逝感的,因为它生命的历程,蚕化成蛹、蛹化成蝶……它们合起来是我喜欢的两种趣味。其实你要细读,我的文字也是有这两种趣味在里边。 有人说,冯唐的小说有什么,不就是写了青春记忆吗?而我却觉得这三本书或许能留住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只描写了这一个人的青春,而是这个作家他在体会时间的观念,在跟时间作战。其实包括《追忆似水年华》也好、《尤利西斯》也好、《百年孤独》也好,实际上作家考虑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是时间,时间到底是什么,它流过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记者:我看到资料说当年你弃医从商是因为不能承受死亡?

冯唐:我原来在协和妇产科,专攻卵巢癌。卵巢是在盆腔蛮靠里的,往往一发现症状,像出血,就已经是晚期了,死人就比较多。我当时做研究,最初60个病人,到了3年后我快毕业的时候,只剩下30个了,年轻一点儿的30多岁,年纪老一点儿的50岁、60岁,然后就死掉了。这对我有几个影响,第一是觉得自己没用,怎么就,瘤子也切了,放疗、化疗也做了,都没用,一个人老觉得自己没用,对于一个男人这是很别扭的一件事儿。她们是我老师的病人,我只是负责给她搜集数据,对比她临床和实验数据这些关系,来探讨这病的起源,然后做各种检测。但我可以想象,老师都没办法,我凭什么比人家强呢,我强了之后又能怎么样呢?而且是那种,很慢的死亡,很惨的,我不给你形容。 那时候我的时间概念和对世界的真实把握都已经被扭曲了。你想一个病人,长期,一年、两年,在你那儿经常查个指标啊什么的,过一阵儿你觉得那人突然不来了,一问,死掉了。有时候你会觉得,人和鬼是很近的。协和医院那种老楼嘛,那种楼道,有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那个人还有可能会来敲门。那阵儿我的身体非常弱,而且一直瘦下去。我就说算了吧。我属于心理上跟生理上都太敏感的人,这么做下去不行。 学医见多了死亡没有让我变得心硬,只是让我看问题的角度变得跟别人不同,可能更狠。我会想人怎么活也活不过200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什么才有意义。在这种大前提下,有些东西是应该看开的,花点时间想想有些东西需要理解、懂得和欣赏。

■人要自律、惜福、听从心灵的召唤,忘不掉的就是你应该守住的

记者:在你随笔里看到你的一帮作家朋友,对他们那个圈子我有所耳闻。

冯唐:是,我以前有时候跟他们喝酒。但我现在出去得不多了。一个是他们喝酒喝得太厉害了。另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就像敬泽讲,“摆姿势花的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人还是要生产的,你要是一个读书人你就读书,要写东西你就多写,要是一个生意人你就多挣挣钱。我觉得人还是要作为的,你不能就整天耗着,这状态我不喜欢。

记者:看你在随笔中写过对他们的疑惑:“我总在想,北京长期列进世界生活指数最高的五大城市,长居不易,大家都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也一直不懂,他们那样对他们的写作有帮助吗?

冯唐:有的时候说得让我很难受,一次可能也是喝多了,有一个说:“冯唐,是不是有钱的感觉特别好?”我说,“也不是了。”他也是有气质的人,我说你那些气质的话,你多写一点嘛,哪怕少喝一点酒,多写一点东西,这么着可能生活会有意思一点,更有意义一点。

记者:他是写不出来还是怎么?时间被荒废掉了?

冯唐:我觉得是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有时候是写不出来,写不出来就去玩,玩就更写不出来。他不像余华,余华就说,我哪怕写不出来,但我屁股要跟凳子建立友谊,我就愣坐在那儿。那样我觉得可能都会好一点。 但话说回来,其实人从生物的本质来说,我觉得都不适合长期做一件事情、长期处在一种状态。你还是要把自己调得相对平衡一点儿。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不可能当全职作家,我看到那些全职作家整天憋在那儿无中生有,而且生出来的东西也不见得怎么灿烂怎么飞扬,那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记者:看到你评电影《英雄》和张艺谋:“既然成了腕儿了,就有资本心平气和、荣辱不惊,继续按照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恶狠狠看下去,继续按照自己理解的表达方式,恶狠狠拍下去。看王家卫火了,就拍《有话好好说》;伊朗火了,就拍《一个不能少》;《卧虎藏龙》火了,就拍《英雄》,就这点点耐性就这点点胸襟。如果真有才气,应该明白如何点化。如果才尽了,本着对自己名声负责的态度,应该选择沉默。在这点上,我崇敬曹禺和王朔。”

冯唐:我就觉得人要惜福,要珍惜,要懂得感激。你不要认为自己的状态不好、认为自己不顺,给你的就是对的。另外,你要珍惜自己有的东西,好好去用,给你条长腿你就当模特,给你个力气你就去耍大刀。 你感觉到兴趣,感觉到能力所在,这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你有了能力才会有兴趣,兴趣多了能力就出来了。忘不了的就是你应该守住的。然后就好好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积极的态度。哪怕你说我是一个很忧郁的人,那你就忧郁到底,然后你去做你的行为艺术,如果你真是那类人。不要装,不要躲,还是要听心灵的召唤。降低一点自己的生活标准,然后多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文化才会丰富起来,世界才会美好起来。(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