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号角再次吹响

晶报


2005年09月24日 04:51 晶报

这是一个矫情的时代,当70年代的记忆还没有老得失去光泽,他们却已经开始要追忆要回首了;这是一个让文学最不靠谱的时代,文坛率先实现了“数字化生存”,作家们纷纷按照身份证上的年龄,被划分为“70后”作家、“80后”作家。去年,如果从曝光率和“票房成绩”看,完全是“80后”作家的天下。他们不论从文字风格还是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思想特质,都表现出为同龄人所欣赏的个性,但个性并不能代表全部,从去年末开始,他们的作品也在一路飘红中初现颓势。

而今年,久违的“70后”作家似乎蓄势待发,李师江、冯唐、李修文、魏微们纷纷突围。

“70后”与美女有关

“70后”这个模棱两可的词来源于中国的第一份民刊《黑蓝》,后来被上海《小说界》所引用,该刊1996年第3期开设一个新栏目“七十年代以后”(简称“70后”),发表了弥红的小说,此后该栏目所产生的浸透、扩张的影响力,从而让70年代作家开始受到集体性关注。其后一向以先锋性品位著称的《作家》杂志,1998年第7期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一时引起文坛议论纷纷,也惹来一部分读者和评论家的误读,将“七十年代出生女孩”等同于“七十年代人”者大有人在。而“70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几乎成了美女作家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一些文学评论报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也开始发表关于70年代作家写作的评析,《作家报》特辟“七十年代人评介专版”连续对周洁茹、丁天等作家作品进行整版评论,《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及各地新闻媒体也以此为话题使讨论更加深入和热闹。

当时一种意见认为,70年代作家的写作风格各异,但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对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敏感和语言上的鲜活冲击力是明显的,他们对这一创作群基本上持肯定和期望的态度;另一种意见几乎相反,认为这一群作家生活根底浅,只是无病呻吟抑或张扬尖叫,几乎是一种“激素催生的写作”,无价值和前途可言。

于是,“70后”以美女作家为招牌的风光,终究还是“樯橹灰飞烟灭”,文学毕竟不是选美,最终还是要以文字本身的魅力取胜。从当年的风光发展至今,似乎也验证了这些美女作家所制造的文坛繁荣,仅仅是打着“70后”的大旗的一个泡沫。

“70后”实力派的回归

“70后”的实力派在“美女作家”的招摇下,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似乎宁可缄默也不愿与之为伍。但经数年积淀,他们终于水落石出,不仅刺破“80后”轻浮的喧嚣,也让文坛领略到真正“70后”的实力。

作为“70后”的代表人物的李师江最近广为媒体注视,他的长篇小说《逍遥游》在海外卖出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之后,近日在国内正式出版。

李师江在《逍遥游》中讲述了一代漂泊的文化人在“都市生活”里的孤独、失落与温暖。强烈的生活质感,拒绝浮华的语言风格,以及《逍遥游》中直接大胆的笔触,赤裸地反映出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冲撞。同时,李师江在小说中关注底层生活,直接犀利的写作姿态,也获得陈晓明、孟繁华、张柠、谢有顺等文学批评家的赞赏,称其为“继王朔之后最具叙事魅力的小说怪才”,甚至被陈晓明等教授列入北大当代文学的教学案例。

与李师江相比,冯唐更像一个文坛圈子里的局外人。这个既是医学博士,又在美国读完MBA,目前在香港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做高管的“金领”今年连续发力,5月刚出版散文集《猪和蝴蝶》,6月份就又出版了长篇小说《18岁给我一个姑娘》,并且一度登上了文学类书籍销售排行榜的榜首。

崔健作为70年代人标杆性的偶像,他对70年代人的影响早已超出了音乐的范畴,而《18岁给我一个姑娘》就正是来源于崔健的歌词。从冯唐的书名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似乎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归属,冯唐也被认为是继王朔、王小波、石康后的又一位优秀的京味作家。《18岁给我一个姑娘》作为一部描写青春体验与青春记忆的小说,包括了青春时期对性和暴力的好奇与窥视,文字充满着一股生猛之气。同时,冯唐语言也流淌着王小波式的有趣与流畅,却不流于模仿,它还夹杂着旧中国白话小说里那种用词的精到与诗意。该书在气质上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极为相似,那种对金黄色少年的追忆以及对青春期的剽悍的捕捉让它们一起成为70年代成长的代表性符号。

在今年举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礼上,“70后”女作家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捧回了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是“70后”作家群首次入主中国作协主办的重要奖项。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谢望新则把魏微看做是“70后”作家向传统回归的代表,更赞赏其小说有萧红、沈从文的味道。

虽然“70后”作家有群体爆发的态势,但出版界人士对此却不以为然,作家出版社的责编高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这样分析:这些“70后”作家在今年的表现,用巧合来说更为合适,因为从去年的出版界走势来看,“80后”掀起的热潮已经有所衰退,出版界的关注点也因此回望到这批“70后”身上,尽管目前“70后”作家的水准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认可,但其自身的不足还是清晰可见的。

同时,“70后”作家生活的积累更多是倚靠自身的成长经验和阅读资源的背景性因素,使得在他们的作品中更多地体现“不是死亡,只是破灭”式的命运感受,这也成为他们对生活极端的哲学性认识,他们忠实于“终极短路”现象产生的现实背景,并力图发出各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或欣快伤痛的声音。(王圣)

对话

从悲观到包容

晶报:作家是很个体的,但评论界似乎更喜欢将你归到“70后”这个并没有任何主旨的整体,对于你来说,是否觉得很无奈?

李师江(以下简称李):我对这个无所谓,因为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归类,但最主要的是你的作品是个性存在的,无论怎么最后都需要用作品去验证你的价值。

晶报:你认为“70后”作家的写作上有没有哪些共性的东西?

李:共性的东西还是有的,因为经历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而“70后”作家中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主义色彩,他们对生活的愤怒,在“80后”作家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而“70后”作家在批判的同时又都充满着理想主义。可以说,“70后”作家往往是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的复合体。

晶报:有人评价你的作品还是有些“色”,你怎么看?

李:这可能是对我作品的误解,我承认在我的作品中对这方面表达得更直露一些,但这只是表现方式的不同而已。写作只要不为“色”而“色”,和生活一样,一切都应自然发展。

晶报: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李:还是满意的。但看以前的东西,觉得现在要写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说以前写的不好,是现在的状态和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写出的东西也自然不一样。以前靠的是激情,写的是对那时生活的体验,可以说在当时也是有自恋的东西,但现在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包容。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历程。

晶报:你认为“70后”作家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样的?

李:“70后”作家现在写的还不是很多,我认为“70后”作家进一步发展很难了,现在他们都很务实,也看不到前进的动力,我对“70后”作家的发展前景是悲观的。

晶报: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怎样,有没有新的想法?

李: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和尹丽川聊,谈了一些很好的想法,但几个月过去了,她没有动笔,我也没有。因为还要为生活奔忙,我非常想过纯粹的写作生活,但现在达不到。近期我正筹备一个爱情题材的中篇电影小说,描写一个保安和一个服务员的感情故事,想写出那种唯美的感觉,目前正在收集素材。(晶报记者王圣/文)

现象

集体回忆白衣飘飘年代

日前,一本名为《生于70年代——掀开尘封的记忆》的书,记录了生于70年代的人的共同回忆。从经典老片《城南旧事》,到武侠世界、大话言情,从摇滚歌曲、校园民谣到喇叭裤、票证……一个个精彩瞬间,呈现在读者眼前。据该书策划人之一杨梅介绍,这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人们掀开那段尘封的记忆。由许多生于70年代的人共同撰写。

然而,这本书并不是以年代概念取胜的众多书籍中的第一本。名为《红底金字》的书也是其中之一。“从语录、袖标、像章,到学生证、毕业证,到结婚证,什么都要铺红点金。”《红底金字》的作者刘仰东承认,书的名字,的确带有那个时代非常鲜明的印记。

在“集体主义意识”这一问题上,《红底金字》的责编林栋说,“六七十年代的游戏多是集体活动,不像‘80后’,电脑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对一个人来讲,多参加人际交往有好处,现在的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普遍比较差,生活闭塞,也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社会学家周孝正认为,“‘代’划得太细没什么意义。如果要把人按年代来划分,就要按照大的历史事件来分。要说‘70年代生人’还不如说‘文革以后生人’。”周孝正说:“文革后的这代人中有的是‘精神分裂的一代’,他们对于各方面的要求都更加多元化。这代人经历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恶化,追求的是奢侈的生活,是浮躁的一代。这代人价值观普遍向钱看,缺少责任感、正义感,害怕强权,没有理想,有个梦就满足了。但他们也是建设的一代。”

那么,为什么当下出版界如此热衷炒作这一概念?对此,业内人事认为,“80年代的作家作品一直很火,生于70年代和90年代的人也不甘寂寞,也想反映他们的青春和记忆。不少出版社也想策划出版这方面的书籍,但影响远不如80年代作家的作品。这类书的确反映了这批人的声音,但社会上有多少共鸣,还很难说。”(中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