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沙发"之德中作家对话冯唐与雅各布·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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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8月31日 23:21 新浪读书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与贝塔斯曼直接集团携手促进中德文化交流

  主题:灵感与创新——“蓝色沙发”之德中文学对话  

  时间:2007年8月31日15:00-16:00  地点:国展德国主宾国展台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蓝色沙发,今天我们请到了德国作家雅各布·海因,他的小说《延森先生遁世记》是2006年出版的,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书店可以买到。

  冯唐,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及散文集《猪和蝴蝶》。

  这两位作家有很多相似处,他们都是71年生的,是同龄人。并且两位都是医学博士,两位都是业余时间的工作。雅各布·海因是做儿童心理医生,冯唐是在咨询公司做顾问和咨询员。既然二位都有这样共同的经历,我们先问问他们二位,医学对两位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雅各布·海因:医学对我非常的重要,作为一个医生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要靠这个(工作)吃饭。医生这个固定的职业可以给我很多自由的时间,当我想写的时候我就写,当我不想写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勉强自己去写。医学会给人带来一种思维特征,你会以一种分析的方式来对待问题,当然这对我的思考和写作都产生了影响。

  冯唐:我觉得学医这八年,就像学画画的人学素描一样,了解基础是什么样的。

  主持人:两位都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冯唐生在北京长大北京,在美国学习过,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时间在北京。雅各布·海因两岁跟随爸爸到了柏林,也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冯唐正在写小说《北京北京》,虽然不是关于大城市的故事,但是和这个大都市也是有联系的。雅各布·海因写过一本书叫做《柏林的实用手册》。可见城市对你们的影响,所以想问一下,城市对于两位写作的影响。

  雅各布·海因:柏林虽然是一个大城市,但是这个大和北京的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说在柏林这个城市生活和在北京有着非常多的不一样。虽然柏林是一个大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是由20几个很小的城镇所构成的。所以它既有一种大都市的生活,又有一种乡村和非大城市的东西,很多人也选择过这种生活,不那么噪杂。

  所以在柏林可以非常舒适、平静的生活。

  主持人:在柏林可以很安静和舒适的生活,那么是不是给您一种印象,北京没有办法很舒适和安静的生活?

  雅各布·海因:如果不很中国的说的话,实话实说是这样。

  主持人:冯唐怎么理解呢?

  冯唐:第一,生在哪里并不是你可以选择的。第二,我记得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可能是你父母之外第三个给你最大影响的因素吧。你小时候十岁、二十岁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之后,会带着很深的那里的烙印。第三,北京给我的感觉,最大的好处用生物学的特点来看,就是非常的丰富。这种丰富性来自于多个层面,比如说多旧多新的东西;多傻的东西,多不傻的东西;多文学的东西,多不文学的东西都会在一起。

  补充一点,这几年(北京)给我的感觉是越来越不好了。街上既不兵荒,也不马乱,但是你总觉得是兵荒马乱的。

主持人:冯唐出版了关于成长的三部曲,从对你的采访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时间与成长的关系是你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这个时间是抽象的时间。雅各布·海因先生《遁世记》这本小说,是有很强的时代感的,所以雅各布·海因先生的时间是更历史和更社会的。就这个时间的问题,问一下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雅各布·海因:其实,我的小说在刚一开始也有很强的自传性质。比如我的第一部小说《我的第一件T恤衫》,写的也是我成长的经历,因为成长的经历和周围的时代、环境所发生的变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这个时间的概念又有社会的时间概念,又有个人成长的时间概念,这两者是无法分开的。

  冯唐: 前面的小说相对简单,当时在写北京1985年到2000年这十年发展变化,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对于我自己,这段时间也是我从上中学到上大学,到博士毕业的过程。写了生理、心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不只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时代,而是因为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凸显了一些成长本质的东西。如果跳出来说时间,我觉得时间是唯一一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东西。

  雅各布·海因:以这种自传体方式来写作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你可以非常真诚的表达你最个人、最内心的东西,而且常常可以触及事物的核心。相反你如果想从包罗万象的角度来写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不容易做到这点,没有这么的真实。

  主持人:冯唐的小说中提到了,冯唐是属于我们所说的70年代生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改革期,就是说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感觉变化非常大。雅各布·海因也是经历过东西德那个时期。从这点来说,两个人也有某种的共性。你们作品的历史性很强,但是看你的东西并不觉得有一些政治上诉求暗含在里面,所以我想听一下,这种成长的经历,这种背景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雅各布·海因:首先,我不赞同您刚才所说的,我认为不存在有非政治的写作,因为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当中。不存在非政治的东西,只是看你是比较保守还是比较激进的政治态度。在德国,每年你都会有一些机会发表意见,通过这些意见对事情造成影响。

  对于作家来说,当然不仅仅是作家,对于艺术家和作家,任何时代的变迁和转变,都会给一个作家的表达带来新鲜的东西,可以丰富你的表达。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虽然不是一定和政治在一起,但是至少和社会背景在一起。

  冯唐: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相对简单,就是一个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首先要对自己真实。一个作家不要逼着自己写什么,不要认为这个时代需要他写什么,人民需要他写什么,评论家需要他写什么,市场需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些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应该对自己真实,觉得这个事情我要这样写,我一定要这么做。

雅各布·海因:我也做不到强迫自己写什么。

  请问冯先生一个问题,我在饭店中看电视时,发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有很多是关于历史题材的,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一点,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大城市中,在媒体中看到的却是历史上的事情,您如何解释这一点?因为在美国或者欧洲这些国家中,你常常会看到大家对现代的东西感兴趣,对当下的事情感兴趣。但是为什么中国还有这么多古老的帝王将相的故事,想听听你的看法。

  冯唐:这个说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在一个大环境中,不能让你仔细想现在的事有多好,现在的事有多傻时,你就只能去看历史上的事。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近五十年、近一百年的事都不能仔细去想的时候,这些有所谓良知的知识分子只能去想一百年前的事情,希望用间接的方式让现在的人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美的。

  但是,要强调的是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历史,有一大半,近80-90%是不对的,是解读的很差的,是按照现在常用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或许有5-10%通过看这些历史对现在的东西有一个新的认识,但是绝大部分是在拿现在的东西套过去的事情。

  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刚才主持人问我们,小时候是不是很穷,对现在有什么影响?其实,从来没有觉得小时候穷过。只是现代的人看过去的那个情景,觉得买菜要用票很穷,其实当时一点点都没有觉得穷过。

  第二个例子,别人总是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一些精神上的苦难,经历过的那些人应该能够写出很好的东西。但是你真的问那些人,那些人不认为能够写出很好的东西来。

  雅各布·海因: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媒体中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时,反而会给文学一个很大的空间发展。冯先生有这样的印象吗?

  冯唐:不知道。

  主持人:接下来想问一下在座的观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两位作家提出的。

  观众:我想问雅各布·海因一个问题。上一场阎连科先生和乌尔利克·考茨先生的对话我听了,他们谈到中国小说在德国的畅销程度非常低。我想知道作为一个七十年代在德国成长的作家,您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怎么看的?对你最有影响或者是对德国作家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哪些?

  雅各布·海因:其实这点是很难说的。总体来说 ,德国对远东的文学是很有兴趣的,但是这种兴趣常常有很多标签。比如这个标签是你需要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或者带有一些情爱色彩的故事,(中国文学被赋予了)很多阅读期待,对中国文学是这样,对韩国文学也是这样。但是对日本文学要好一点,它从亚洲文学的语境中被独立出来。

  当然德国对中国的兴趣也是与日俱增的。通过文学来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一种文化是一种很德国的方式,德国人会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当然这种进程是比较缓慢的,但是目前已经开始了。

  观众:因为我在海德堡大学学习过汉语,我也和一些人聊过,所以我反对刚才雅各布·海因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似乎在德国只是关心一些古旧的话题。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在学汉语,也对当下一些流行的小说很有兴趣。我认为这种交往,对当下文学的兴趣不仅仅是单向的,不只是中国对德国文学的兴趣,同样德国对中国文学也有兴趣。

  雅各布·海因: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同时,我也很认同您的补充。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一轮蓝色沙发对话活动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倾听。

  高生华